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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洲人群中炎症性肠病的家族风险

文献来源:ClinGastroenterolHepatol.Oct;19(10):-.e15

炎症性肠病(IBD)是一种慢性、进展行胃肠道炎症性疾病。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（UC）和克罗恩病（CD）。

IBD的发病机制不明，目前认为是环境暴露、免疫反应异常和遗传易感性共同作用的结果，尤其涉及肠道微生态改变和复杂相互作用。

所有上述参与IBD发病机制的因素（例如遗传易感性），对疾病发病机制的贡献因个体和IBD类型（UC与CD）而异。

目前的证据提示，IBD患者家族史（尤其是一级亲属IBD家族史）可以能与IBD相关性最强的可识别患病风险因素。

家族史是遗传易感性和环境因素的相结合的结果，尤其是在生命早期免疫系统发育的关键阶段。

这些遗传基因-环境相互作用以及可能的表观遗传学调控机制，使IBD的发病机制进一步复杂化。

事实上，IBD患者的家庭成员，常常也表现出临床前病理性改变，包括肠道通透性改变、免疫功能改变、肠道微生物变化和早期生物标志物阳性。

目前的研究，已经注意到IBD家族聚集性的疾病特点。但这些研究设计存在差异，并且容易受到多种偏倚的影响。

定量评估IBD家族性发病的精确风险，目前还缺乏真正基于人群的研究，尤其是亚洲人群更是缺乏这方面的数据。

现有的研究数据显示，西方人群和亚太地区人群的非遗传和遗传疾病决定因素均存在差异。

鉴于上述差异，并且考虑到亚太地区IBD的流行病学特点，将西方国家IBD家族性风险评估结果直接外推到亚洲人群，可能是不合适的。

在亚太地区（例如韩国），IBD的发病率和患病率正在快速增长，这可能意味着环境诱发因素发生变化（而非遗传改变），理论上这种环境致病因素是有可能干预的。

准确评估IBD家族风险和发病模式，可能有助于更准确预测患病风险，更有针对性的开展临床监测，以便在IBD患者的直系亲属中进行早期疾病筛查。

此外，准确掌握不同种族IBD家族性风险的信息，也可能为随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信息，寻找具有共性的环境和遗传因素。

存在的问题:

全球炎症性肠病(IBD)的患病迅速增加，但仍然缺乏亚洲人群的IBD家族风险评估。

尤其需要根据年龄、性别和亲属关系，定量分析IBD患者一级亲属的家族风险。

这项研究有什么新发现:

这是一项基于人群的研究，使用韩国国民健康保险数据库（-），来分析韩国IBD发病的家族性风险。

该数据库完整覆盖整个韩国人口，可以确认识别其中的亲属关系。研究人员利用这个数据库构建了一个纳入21,94万人的队列，包括万个不同的家庭。

计算IBD一级亲属和非IBD一级亲属，溃疡性结肠炎(UC)或克罗恩病(CD)的发病风险比。

研究者共识别出45,名UC患者和17,名CD患者，其中分别有3.8%和3.1%属于家族性病例。

总体而言，IBD患者的一级亲属UC和CD的调整后发病风险显著升高10.2倍（95%CI,9.39-11.1）和22.1倍（95%CI,20.5-24.5）。

其中双胞胎的IBD家族风险最高，其次是非双胞胎兄弟姐妹，然后是IBD父母的后代。

与两代亲属之间（父母-子女）相比，同辈（兄弟姐妹）的家族风险通常更高。IBD家族风险随着患病亲属数量的增加而进一步上升。

因此，这项基于人群的分析结果显示，IBD患者一级亲属的风险显著增加，其中同辈（兄弟姐妹）的风险最高，CD患者的一级亲属风险更高。

这些研究发现，可能有助于早期诊断IBD患者，有机会开展适当的治疗干预。

未来需要专门的研究，来评估环境暴露和遗传因素的在IBD发病过程中贡献。

启示和影响

这项研究专门针对亚太地区IBD家族性人群风险，开展了一项大型人群队列研究。

研究共纳入万个家庭和万人口，发现IBD患者一级亲属的患病风险显著增加，相比一般人群增加10.2倍到22.2倍不等。

进一步，根据患者亲属关系、患者亲属数量、IBD疾病类型、性别和年龄，评估了IBD家族患病的风险。

这些模式与西方基于人群的分析中观察到的模式有一些相似之处，但总体上具有更大的家族风险和更显着的影响，尤其是在几代（兄弟姐妹）与跨代（父母-后代）之间。

与亚洲人群相比，西方人群的IBD发病率明显更高，并且已经存在很长时间，可以观察到家族风险。

但在亚洲地区，IBD仍然是一种新兴的疾病，疾病流行的时间也短得多。

之前一项基于西方人群的大型研究（万人），评估了西方国家IBD的家族性风险。研究显示IBD患者的一级亲属中，发生CD的总体风险高7.8倍，UC风险高4.1倍。

尤其是CD患者的双胞胎兄弟/姐妹，发生CD的风险最高。如果是非双胞胎兄弟/姐妹、父母，则IBD患病风险与总体IBD人群相当。

相比之下，韩国这项研究显示IBD患者一级亲属的UC和CD患病风险更高，而且家族聚集性在CD中更明显。

年至年韩国人口中确诊的4.5万UC和1.7万CD患者中，分别有3.8%和3.1%属家族性病例。

IBD的家族聚集性，通常认为是家庭成员之间共同的遗传易感性和环境风险因素造成的。

这项韩国的研究还无法确定遗传与非遗传决定因素对家族性IBD风险的影响，未来需要更细致的研究。

直系亲属之间有着相似的遗传易感性，但不同年龄亲属之间的环境差异，至少可以部分解释几代人之间的IBD发病风险。

而且亚洲人群IBD家族性特点，可能与太平洋地区和西方人群之间存在差异。其中饮食和文化习俗在家庭成员中更一致，可能会影响IBD的家族风险。

总之，基于这项覆盖韩国人口的人群队列分析，发现IBD患者一级亲属的患病风险显著增加，尤其是同辈（兄弟姐妹）的风险最高（尤其是CD）。

亚洲地区人群的流行病学研究，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不同人群中的IBD疾病风险因素（包括家族遗传和家庭环境因素），这可能为寻找IBD的潜在病因提供更多线索。

面对全球不断增长的IBD疾病负担，迫切需要专门设计的研究来寻找潜在病因和患病相关因素。

家庭成员共同的遗传和环境暴露因素，可能为我们提供独特的研究机遇。

（本文仅供个人学习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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